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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汉奸现象的思考中国爱国教育的紧迫性

2018-10-29 12:12:09

对汉奸现象的思考:中国爱国教育的紧迫性

>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提出清算汉奸是必要的,这是关系到中国会不会再出汉奸问题。命题是沉重的,但也是必要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汉奸应该说是华奸,因为中华民族是有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如汉奸、回奸、蒙奸等等,是背叛中华民族的罪人。

事实是,在14年的艰苦抗战中,在中华民族危险的时候,一方面是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冒着敌人的炮火浴血奋战,付出惨烈的牺牲;另一方面确有卖国求荣、认贼作父的中国人当皇协军,干维持会,赞美侵略,歌颂“共荣”,帮助鬼子杀同胞,这些人就是华奸。其中的汉奸是汪靖卫。华奸助纣为虐,狐假虎威,祸国殃民。有人说,如果没有华奸,日本不可能给中国造成那么大的伤害。也有人说,华奸甚至比鬼子更可恨。因为,狼吃人是狼的本姓,狗跟着狼吃自己人既是狼性,也是狗性。华奸都没有好下场,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是,我们也应该反省,为什么我国出了这么多华奸呢?诚然,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背叛国家的罪人,而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华奸多达百万之众,触目惊心,这是为什么呢?当了华奸的,会有种种理由,如曲线救国论、贪生怕死论、内部矛盾论等,但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华奸背叛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提到做华奸的理由,华奸们有种种理由,综合他们投降日本后的作为,我们可能推测所谓的理由是否成立。

打着曲线救国的旗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试想作为汪精卫、周佛海之流,学问不可谓不高,胆识不可谓没有,职位不可谓没有,为什么要做华奸?汪精卫怕死吗?为什么可以去刺杀摄政王?如果汪精卫一直在重庆,我想能使汪精卫死亡的人不多,日本人也很难刺杀,日本人要刺杀中国领导人,也应该先是蒋先生,然后才是汪先生,汪先生可能不会不知道。难到说年记大一点就怕死了吗?汪精卫在日本留学那么多年,不能认识日本亡我之心吗?不了解日本人残忍性、嗜杀性、扩张性和奴役中国人及东亚人民,进而奴役世界人民的本性吗?汪精卫的华奸思想反映在1939年7月9日在上海市的演讲《我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汪精卫说:“总理先生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这句话意义重大。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着着先进,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要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是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意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与中国为敌。以一个刚刚谋强盛的中国与已经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

因为这样,中国革命若要成功,必须使日本知道,中国革命之成功,于日本有利,这不是权谋策略的,而是诚意的。怎样才能于日本有利呢?中国与日本外交方针一致,军事方针一致,更进一步而根据平等互惠原则,以谋经济合作,这样中国的强盛,便于日本有利而无害。这是不是有损中国主权呢?不是,因为一个国家对于一个国,因为利害相同,而相结,不是有损主权;这是不是有损第三国正当权益呢?不是,因为中日的结合,为的是共同生存共同发达,并没有排斥第三国正当权益的意味。

十三(1924年),孙先生在广州手定国民政府建国大纲,那时侯对于中日关系是照着以上所述方针进行的。十四年间,孙先生逝世,我继承遗志,主持国民政府,对于以上所述方针,兢兢业业不敢少变。十七年间,便不然了,济南事件为中日关系恶转的起头,但是冤仇宜解不宜结,中国此时只宜竭力忍耐,竭力解释,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复归于好转。不幸当时国民政府计不出此,遂使中日关系由恶转而更恶,由此一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

我说这话,并非有意责难当时主持国民政府的人,我是一个国民党员,是一个与国民政府有关系的人,对于这样的错误,我当然应该分担。不过我要求读者知道,我在当时是一个亡命者,是一个被国民政府通缉而飘流海外的人,及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我回到南京,担任行政院长,及后又兼外交部长。我提倡一面抗战,一面交涉来娇正当时反对直接交涉的论调。在我手里先后签订淞泸停战协定、塘沽停战协定。我当时的用意,仍是本着冤家宜解不宜结的观念,想从局部的暂时安定,进而谋全国的的和平,我的主张,四年之间,并非达到,我绝不诿咎于人,我只自认才力不逮,事与愿违而已。

但是我必反对一种论调,这种论调就是当时的所谓的主战派。试问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一个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战的结果会怎样?这不是以国家及民族为儿戏吗?―――。”

表面看来,以为国家、民族、人民谋福利、谋安全的样子,实际情况是做日本人的走狗。其思想上认为中国必亡,为达到在战后分一杯羹的目的。是一种“成则为王败者寇”、对权力疯狂追求的私欲表现。

1.文化教育的失误

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的同质。华奸的出现,反映了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出现了失误。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多次分裂和整合,中国的疆域,大时横垮欧亚,小时分裂成多个国家,其中中华民族的核心部分,也分裂成为多个国家,周边的属国,如越南、日本、朝鲜、缅甸等离心力较大。这样,对于中国人来讲,这些国家也可以算作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不管现在这些国家承认与否,这是一个事实。中国人常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那些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那些是外来侵略民族,那些是中华民族的内部战争,给中国人一些混淆的概念。

五四以来全盘否定传统,但又没有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化,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当时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及道德观念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华(汉)奸思想意识的流行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英国侨民柯尔斯曾这样描述上海一带居民的生活,“这里商业已经进入了繁荣的阶段,金钱的魔力已经显示出作用,老派人士常常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这句话批评当今许多人的行为,就像英国工业革命以后,道德品质,出现了一种普遍的沦丧和堕落。”关于日本人收买华(汉)奸的手段,柯林斯感到惊讶,“他们就像到市场采购物品那样随便和容易,发现合适的目标后,就想法接近猎物,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国民党统治时期,在三民主义的旗号下,蒋介石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全盘复古运动。以其为首的国民党当局,公开宣扬传统封建伦理道德。胡汉民曾一针见血的揭示了蒋介石鼓吹传统道德的真正目的。他指出:“一部分人抛开了三民主义,目的只是在愚民。”他痛斥这是三民主义的“流氓化”。蒋介石政府推行的党化教育是国民党的政治专制主义和文化复古主义的混种。由于固守传统,拒绝全面的社会改革,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成就只能成为空洞的口号和说教,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这导致部分中国人化为一盘散沙,缺乏向心力。“独 立自 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这是华(汉)奸大量产生的深层原因。

陈公博在自白书中对教育上所持的某些看法,也可以从侧面印证当年教育所存在的严重弊端。他认为“教育重要是老生常谈,我近十余年来是承认教育失败的,在政府不易得一个奉公舍己的公务员,在军队不易得一个洁身自肃的军人,在社会不易得一个尽责守己的国民”。“一个严重的问题却是民德的堕落。自从此次中日战争,不独物资打完了,道德也打完了。在沦陷区中,我觉得大众如趋狂澜如饮狂药,一切道德都沦丧尽了。大家不知道有国家,有社会,有朋友,只知道自己;不知道有明日,只知道有今天;不知道有理想,只知道有享乐。”

2.宗教问题

中国没有一种宗教,使中华民族在信仰上可以统一。这也是中国容易接收外来的宗教。儒家事实上是一种统治的哲学,道教严格讲,不能算一种宗教。在这方面,日本的神道教、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比中国盛行的佛教、道教等有较大的优势。他们不但有教义、教皇、教堂,而且有定时的礼拜,讲经说道,洗涤心灵,反省、忏悔,有讲道者,非常普及的信仰、教堂,在思想上可以统一;而中国的佛教、道教庙、观常处在深山,中国人是有事敬神仙,无事不登三宝殿;再次,中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及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理论。这样的理念,给犯罪分子一个犯罪的心理,犯罪不是错,放下屠刀,还可以成佛,多么轻松,这与其他宗教的犯罪受罚在观念上不一样,犯罪多,则应受罚重,犯罪轻,则受罚轻;并且,中国人有个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观念。重要的是,清朝以后,中国处于军阀混战的时期,中国爱国主义教育没有有效的进行。而日本,则在统一后,有效地进行了宗教教育,实行政教合一,使神道教在国家教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对于其他民族,在民族认同上根除痕迹,如在硫球、台湾、东北三省实行日本皇道化,对反对者杀绝,不准说本民族语言、穿本民族衣服、有本民族的习俗等,这样之后,只有一个大和民族,今天的台独就是日本人去中国化的结果。中国人非常仁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从来没有像日本那样,对中华民族内部少数民族实行灭绝化,各民族仍然保持本民族特色。各民族都承认为中华民族中的一员。这样,在受到外来势力侵略时,在思想上,就容易出现混乱状态。这反映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教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课题。

今日之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没有战争的硝烟。但是,和平的年代就没有华奸了吗?看一下当今极少数中国人的言行,已经很有华奸的色彩了,甚至主动往那边贴了。 比如,有人宣扬,如果当年中国被日本占了,当几十年殖民地,中国的经济就发展了,论据是日本统治东北14年,给东北打下“雄厚”的工业基础,言外之意是日本帮助中国发展了经济。这是典型的殖民地理论,视掠夺为帮助。有人说日军其实纪律严明,发动“扫荡”,是因为受到游击队和老百姓的骚扰。这是赤裸裸的侵略有理、反侵略无理论。还有人认为,汪靖卫当华奸是为了“和平救国”、“曲线救国”,是三国时“姜维式人物”。这是在为华奸涂脂抹粉,为华奸翻案。有人认为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是日本内政,中国不必干涉。这是为战犯开脱罪责,视战犯为神圣。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要求日本为当年侵华罪行作深刻反省,真诚道歉。有人认为,已经道歉多次了,再让道歉就过分了,伤害日本的感情,就会影响日本对华“援助”了。这是只顾日本的感情,不顾中国的感情,是替日本人用“援助”压中国人。还有些中国人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时,见利忘义,奴颜婢膝,丧失国格人格,甚至走向出卖国家利益的犯罪道路,如此等等。这些人在中国为数不少,卖国求财,卖国求名,很是活跃。是地地道道的有奶便是娘的华奸,这些人在思想上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反对白种人统治,解放黄色人种”之毒,认为日本人同属黄色人种,文化同源,有共同的目标,可以同舟共济,认为黄种人都和中华民族一样,热心好客,帮助他人,同当年中国帮助日本一样,日本人可以帮助中国人。他们忘记了日本侵略中国硫球、台湾,强索中国所谓的战争赔款达白银50万两、2亿5千万两,倭寇杀我人民、烧杀掠夺的历史。同现在有些人一样,忘记了日本人侵略、嗜杀、无人性的教育和日本人的扩张的邪教宗教―――神道教。忘记了是中国人的血肉喂肥了日本,日本侵略中国时,多少中国资源被掠夺,多少中国人给日本作无偿劳动,到现在为止,日本侵略中国时遗留在我国土地上的毒气弹仍然在危害中国人民、日本政府对中国劳工、慰安妇、民间赔偿问题仍避而不谈,这是对侵略中国的反省吗?日本侵略我国的土地不归还,抢夺我国的资源不归还,还纠缠东海海洋,这是对中国人民的道歉吗?支持台独、与美国一道在军事上包围我国,在技术上遏制我国,对我国的技术进行偷盗,这是对我国友好吗?

被指责的人们显然是不会承认自己是华奸。他们知道,华奸很臭,在中国臭,在海外也臭,千秋万代都要臭下去。华奸这顶帽子是决不能戴的。可是,他们又垂涎当华奸的好处,于是,就编造理由,说这是为了中日友好,为了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警惕过激的民族情绪,是顾“大局”,“向前看”,是什么“新思维”。其实,这是地地道道的华奸理论,他们的理论看是为中国大局着想,其实是汪精卫的汉奸理论,是以损害中国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代价,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他们既要当华奸,又要立牌坊。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侵华的“前事”是不能忘记的,战争罪行是不能忘记的。日本为什么会产生侵略的军国主义?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战争罪犯一定要受到惩罚,如果的日本战犯――日本天皇不受到惩罚,日本扩张主义的大本营――靖国神社不摧毁,日本宣传扩张主义的邪教――神道教不消亡,日本人在思想上的开疆拓土的观念、侵略的本质就不会改变,中日就没有和平,日本一定会再次发动战争。这是全日本民族的问题,是日本的教育、宗教和文化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中日就没有和平,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是一种一厢情愿,少数日本爱好和平、希望中日友好的日本友人也必定要失望的。日本的冥顽不化的军国主义分子和右翼势力从不认罪,不服输,却要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忘记过去。这是不能容许的。现在日本就向已经对我国发动了战争,不过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侵占我国领土、有私援助、参拜靖国神社、不承认侵略、修改教科书、歪曲历史,美化战犯、支持台独,在军事上与美国一道包围我国。中国人民要弘扬的是爱国主义,要牢记国耻,这同狭隘的民族主义,同过激的民族情绪是两个概念。这反映出现在爱国主义教育、清算华奸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和其他民族一样,会出一些败类,华奸是可恶的一种。对和平时期的华奸现象要重视,要警惕,要研究,要清算。和平时期的华奸不比战争时代危害小,反而更大,主要反映在发展我国经济领域核心竞争力及国防、外交上丧失我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警惕性,愚弄,误导我国人民,使我国难以赶上、超越发达国家水平。要振奋民族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从文化层次上、从宗教上,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华奸的文化思想和思维。从另一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减少华奸。在根本上消灭华奸的产生土壤。

我国的教科上爱国主义、民族英雄教育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例如删除狼牙山五壮士的事再也不允许发生了。诚然,各个时期有不少受崇拜的对象,但其他的对象一定不能代替民族英雄。民族英雄是一个民族凝聚力所在,是一种文化层次的心灵体验,是中华民族不朽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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